7月21日，上海财经大学财税投资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毛捷应邀做客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作题为“中国的地方债务：事实与启示”的学术报告。报告沿“理论起点—制度事实—形成机制—经济后果—治理启示”的逻辑展开，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构成、运行机制及其经济影响进行了系统阐释。
报告首先从财政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切入。毛捷教授指出，传统公共财政理论通常围绕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三大职能展开，但理解中国地方财政运行，还需要正视地方政府承担的大量发展性任务。与教育、医疗等相对容易形成支出标准的公共服务不同，招商引资、园区建设、基础设施完善和产业培育往往缺乏统一边界，资金需求也更具延展性。由此，“发展”不只是支出项目的类别，更是解释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和债务扩张的重要制度维度。
毛捷教授以“前门”和“后门”概括中国地方政府举债模式的演变。早期制度不允许地方政府直接举债，融资平台因而成为地方政府获取建设资金的重要通道，预算外融资先于预算内举债扩张。2014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债券这一“前门”逐步打开，制度同时试图规范融资平台这一“后门”。然而，从实际运行看，预算内债务快速增长的同时，融资平台融资仍是地方建设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2006—2024年的数据，报告系统展示了预算内债务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预算外融资的规模、构成及变化。中国地方政府举债主要服务于投资活动，大量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与发达经济体公共债务的典型用途呈现明显差异。毛捷教授还结合平台资产结构的变化指出，土地曾是地方政府向融资平台注入资产、形成抵押和融资能力的重要载体；当土地资源的融资支撑减弱时，将其他国有企业股权划入平台等重组做法有所增多，反映出平台融资模式会随资源条件和监管环境而调整。
在梳理事实的基础上，毛捷教授进一步回答了“地方债为何快速增长”的问题。结合增长目标差异的经验分析，他指出，地方承担的发展任务和增长目标压力，会强化将债务作为发展工具的动机。地方政府不仅提供公共服务，也直接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和地方竞争；这一发展型角色塑造了地方债务的需求端。
债务扩张还需要从资金供给端理解。融资平台的独立经营能力和偿债能力可能并不突出，但其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较强的隐性信用链条。市场参与者往往将地方经济实力、财政状况和政府支持能力纳入定价，因而平台能够获得与自身经营基本面并不完全匹配的融资条件。毛捷教授以公开信用材料为例说明，普通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的风险分析通常聚焦行业和经营状况，而融资平台的信用叙事则更频繁地援引当地经济发展和财政实力，这正是隐性担保进入市场定价的直观表现。
报告最后将讨论落到融资成本和资源配置效率。研究估算显示，相对于预算内地方政府债券，融资平台借款存在显著的额外融资成本；但相对于缺乏政府信用背书的普通企业，融资平台又可能凭借隐性担保获得更低利差和更优先的信贷支持。两种比较共同揭示了预算外融资的效率损失：一方面，地方建设为绕开预算约束付出了更高成本；另一方面，政府信用介入企业融资定价，可能使资金流向回报较低的项目，并对其他企业的债券发行和融资形成挤出。
毛捷教授对中国地方债务自2008年以来快速扩张的制度逻辑作了归纳，并与现场师生围绕统计口径、作用机制和政策含义进行讨论。本次讲座将地方政府的发展职能、融资平台的隐性担保与金融资源配置效应贯通起来，为理解中国地方财政运行、债务治理以及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富有启发的分析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