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语：李实，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李实教授长期从事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及贫困领域的研究，分别于1994年、2010年及2017年三次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并获得第八届“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奖”（2017年），是我国劳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领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被国际学术界誉为“中国收入分配先生”。李实教授还兼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农业农村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政策咨询报告多次获得国家领导人批示，为国家全面实施脱贫攻坚战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智力支持。

十月中旬李实教授来经金学院做报告，博文经济学社有幸采访，就共同富裕问题进行了交流，现与大家共享。

Q1：目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全面胜利，您认为日后的扶贫思路会有哪些转变？

李实：过去中国的脱贫攻坚战主要瞄准的是绝对贫困人口。绝对贫困人口的特点是容易识别，即通过一定的贫困标准可以识别出绝对贫困人口，这使得我们扶贫的对象十分明确。因此，通过动用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力量，包括政府、组织以及企业，可以提高绝对贫困人口的收入，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然而，相对贫困问题和绝对贫困问题是有明显区别的。相对贫困不仅仅是决定于一部分贫困人口的问题，更多的是贫困人口和社会其他人群的相对收入差距问题。如果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相对贫困这个问题就越加严重。

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核心区别在于通过经济增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绝对贫困，但是仅仅通过经济增长不可能减少相对贫困。我们要减少相对贫困，必须通过其他的政策措施，让相对贫困人群的收入增长能够高于整个社会的平均水平，这样相对贫困问题才会有所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和居民间收入差距的存在，决定了相对贫困人口将长期存在，所以缓解相对贫困将成为新阶段中国扶贫工作的核心内容。

Q2：您刚才谈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是未来扶贫工作的核心内容，针对相对贫困问题，未来应如何开展工作？

李实：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共同富裕和缓解相对贫困具有同样的目的。因此摆脱相对贫困需要从锁定贫困人群和采取扶贫措施等方面开展。

1、锁定贫困人群

极端贫困的消除不代表中国扶贫事业的结束，政府需要在贫困标准的设置上进一步探索。因此未来扶贫治理的第一步是思考如何设定新贫困线——即贫困内涵的确定。贫困标准的设定要求与时俱进，既要考虑到人民日益增加的物质文化需求，又要考虑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水平。

根据国内外相对贫困标准的设定建议和经验，从低到高的相对贫困标准包括居民人均收入中位的40%、居民人均收入中位的50%(欧盟标准)和居民人均收入中位的60%(OECD标准)三套标准。之所以选择居民人均收入中位数而不是均值，是鉴于中位数给出的是按顺序排列的一组数据中居于中间位置的数，有利于消除过高极值引起的多数人“被增长”的效应，正是因此，中位数在民生统计中往往更具代表性。

2、采取扶贫措施

锁定扶贫人群后，我们要根据其致贫原因对其采取扶贫措施。扶贫方法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给相对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帮助贫困人口提高他们的一些就业能力。也就是通过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力来提高他们的收入。二是通过社会救济、社会帮扶提高特殊群体的收入。

从政策的角度来说，致贫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受教育程度低、生活在边缘落后或是因病致贫等等。因此要针对他们的致贫原因来寻求解决的办法，在某些方面它是和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思路有一致的地方。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既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成果的必然要求，也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提供了保障。面临相对贫困这一全新扶贫时代，扶贫工作需要向更广阔的领域延伸。例如，将事后救助政策与农村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等政策结合起来，通过综合性手段，降低农民家庭生活的脆弱性，减少个体面临的社会风险，消除贫困诱发因素，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Q3：我们注意到，除城乡收入差距以外，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也正在呈现扩大的趋势，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李实：农村和城市不太一样，城市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是在于城市中的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和数量都在不断的增加。

城市经济单位的所有制多元化自然会引发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城市收入差距扩大与城市新兴产业发展和垄断行业的存在都有一定关系。比如国有企业在做大做强的同时，会加强一些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这些垄断企业借助其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其结果是垄断企业与竞争企业之间薪酬差距的不断扩大。其次，国有企业改制带来国有资产的流失，造就了一批高收入阶层。此外，早期房地产市场发展不规范，行政化的土地审批制度造就了一批富人阶层。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加剧了城镇内部以至于全国收入差距的扩大。所以收入差距的扩大更多的是表现在高收入人群数量在增加，收入增长也在加快。

就城市的低收入人群来看，由于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比农村更健全，城市失业率较低，所以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虽然不如高收入人群，但也能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

Q4：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问题正在引起社会各方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么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呢？

李实：解决这一问题主要从税收和再分配两个角度进行思考。

一方面，通过税收的办法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过快增长问题。税收制度是通过税收体系对市场机制下形成的个人及地区间的差距进行调节。我国现行税制的直接税种较少且比重偏低，间接税比重偏高，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税收制度的再分配效果。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对中国税制的再分配效果的评估结果显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间接税扩大了全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而个人所得税虽然是累进的税制，但由于其占比较低，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比较有限。

另一方面，通过再分配的方式进一步提高城市低保标准。低保标准要取决于城市的物价水平以及生活费用等方面，和经济发展保持一定的同步。这样城市的低保人群就不至于出现收入增长停滞的状态。作为稳定经济增长、均衡收入分配、缓解贫困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社会保障制度是不可或缺的。许多来自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研究都表明，随着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在收入再分配、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然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调节收入分配中所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甚至一些保障项目具有“逆向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差距。比如，城镇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分配并不公平，不同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相差较大，且养老金向少数高收入群体倾斜，进而抑制了养老保险制度对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所以政府政策仍旧需要在再分配方面进行调整。

 

经金学院

2021年11月10日